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文言》所说，意味着若能实行仁便足以成为人之君长。又曰：惟仁，然后能公。
朱熹坚守他在《大学补传》中所说，即所谓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路径，反对专把省察做事。仁与公的关系，实质上即仁与人的关系。朱熹之所以批评韩愈的博爱观，主要是因为韩愈言用而失体，他认为博爱之谓仁等四句说得却差，仁义两句皆将用做体看。(39)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二十，第477页。可以说，要觉察由静而动的仁之妙境，生生的视角是一个恰当的窗口。
体用一源，内外一致，此仁之所以为妙也。(2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又论仁说》，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12页。新世纪初的头几年，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
他们基本上是在中西对立的格局下，否认近代西方发展出来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普世性，甚至认为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幻想而已，只有儒家讲的礼义廉耻、人伦等价值才是真正普世的。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其实仍是在回应八十年代所激烈讨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不过九十年代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就此而言，未来的儒学研究和发展，须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32、方克立：《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2期，第30-36页。
时代在前进，我们的任务是对孔子和儒学进行科学的考察，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然而，中国必然是在世界中的中国，传统的再生也只能是传统的现代化。
同时，乡村儒学也在不断的复兴当中。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一文，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孔子思想中仁、礼这两个观念，做了极为细致的剖析。或指责其未能对中庸与中国人明哲保身、保守主义之劣根性的关系，做深入的剖析。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提出，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知识界的文化自觉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未来儒学的发展所面临的任务，乃是进一步推进儒学的全面重建。11、汤一介：《古今东西之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收入张光璘编：《东西文化比较》，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第207页。以牟宗三、李明辉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者，以康德哲学为背景，基本上将孔孟儒学界定为一套义务论的伦理学，这套诠释架构在台湾和大陆地区均有很大的影响。42、更为详细的介绍可参考郭齐勇：《近年来中国大陆儒学的新进展》，《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1期（2015年1月），第1-8页。
50、白彤东：《经学还是子学——政治儒学复兴应该选择何种途径》，《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第64-71页。1980年代激进的反传统思潮，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而中止，1990年代的传统文化研究则是在反思此前反传统思潮的基础上展开的。
因此，新的儒学理论的创建，决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毋宁说，是在积极回应现时代重大问题的前提下，通过吸纳当代各种不同理论思潮的优长，对传统儒学作现代性的重构。这些批评背后的立场或有不同，但无不否认儒学有任何的现代意义和价值，本质上，这仍是二十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一种延续。
该论争最终使得亲亲相隐被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无疑可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此外，也有不少论著着力探讨儒学之不同方面的现代意义，如汤一介对儒家普遍和谐（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观念之现代意义的讨论、楼宇烈对儒家节欲观之现代意义的讨论、 方立天对早期儒家人格观念之现代意义的讨论等等。专门阐述传统儒学以及当代新儒家之政治哲学、儒学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对话的相关论著也不少。这与台湾地区黄俊杰等学者努力推动的东亚儒学经典诠释研究，遥相呼应。安乐哲等人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诠释、美国学者安靖如以其进步儒学为视角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诠释、加拿大籍学者贝淡宁的贤能政治等也都引起了讨论和争鸣。总之，民间儒学的开展，形式丰富多样，如重建书院与文庙，恢复祠堂与民间慈善会，组织儿童读经与唱持活动，复兴并改革冠婚丧祭家礼，恢复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并举行相应礼仪，乃至组成合法的儒教团体参与社会活动，其目的在于以各种形式让儒学更加深入地走进我国广大城乡的家庭、小区、学校、企业、机关，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耳濡目染，使儒家精神价值慢慢地内在化，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内在的心灵。
这一时期对儒学乃至传统文化的宏观论述，当以李泽厚、庞朴、汤一介等人的作品为代表，如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等三部曲、庞朴的《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以及汤一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等。40、关于该书内容的扼要介绍可参考朱杰人：《理直气壮的文化自觉——读〈何谓普世？谁之价值？〉》，《编辑学刊》2013年第3期，第11-16页。
就儒学研究而言，上述要求集中体现为对孔孟等思想家的重新评价。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兴起与8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讨论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17、陈来：《贞下起元》，《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第10-11页。由费孝通发起、《群言》编辑部组织的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世界新格局座谈会，即是对上述议题的探讨和回应。
此外，海外新儒学对传统儒学之现代价值的高扬，特别是对其精神性价值的阐发，使得越来越的学者同情并认同儒学的基本立场，这无疑也是90年代起儒学持续升温的一个重要原因。10、郭齐勇：《近年来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述介》，《国内哲学动态》1986年第9期，第1-5页。在一些学者看来，儒学的再度兴起乃至复兴，意味着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和蔓延，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思潮的消极作用，做深刻认真的研究和反省。因此，所谓的儒学复兴，在他们看来，不是一厢情愿，即属无稽之谈。
在舒大刚教授的指导、帮助下，该社区透过以儒学为主题的园林景观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以及编制《社区行为公约》、《社区礼仪标准》等方式，将儒学的价值理念具体落实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学界在上世纪末反省和总结九十年代的儒学研究时，大多意识到九十年代的儒学复兴更多地体现为学术史、哲学思想史层面的儒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和推进，儒学在理论和思想层面的建构存在明显的不足。
如1985年张岱年在中华孔子研究所（即中华孔子学会的前身）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即指出：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盲目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以上论争本质上是九十年代以来，思想界逐渐出现分化的一种体现，我们发现即便是在传统文化研究内部，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儒道之争，如陈鼓应在九十年代提出道家乃中国哲学之主干的说法，并发表一系列比较儒道的文章，引发一些学者的质疑和讨论。
事实上，这些论述背后所关心的课题，正是当时大陆学界热烈讨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25、汤一介：《儒学的现代意义》，《百科知识》1994年第3期，第10-12页。
二、儒学与现代化：1990年代的儒学研究 相较于1980年代，九十年代的儒学在不同层面均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为方便叙述，我们将这一时段的儒学研究划分为三个小阶段：1980年代、19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至今。15、任菁：《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述要》，《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1期，第68-70页。47、郭齐勇、李兰兰：《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说评析》，《哲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42-48页。
2、金景芳：《关于孔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哲学研究》1979年第11期，第41-43页。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大陆的儒学研究和发展经历了由复苏到复兴、重建的过程。
7、张慕岑：《中华孔子研究所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孔子思想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教学》1985年第10期，第60页。如所周知，中国哲学是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确立起来的一个概念，中国哲学学科自创立之初，无论是在对哲学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上还是在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上，无不受到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
此外，也有学者将九十年代儒学复兴的思潮称之为新保守主义，而以所谓新批判主义的立场加以回击和嘲讽。在河南郑州、广东深圳等地，企业儒学、城市社区儒学也都以不同的形式在开展。
